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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芒果TV的平台所吸引到的年轻受众，无论通过超女快男，还是《完美假期》，大多来自城镇或农村地区，而非大都市。他/她们的成型，不能代表整个年轻人代际，而是这个代际中的一大部分人群，对应着中国金字塔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它正好暴露了她/他们所处的城镇的社会经济结构同已然高度工业化、量贩式的大众文化之间的矛盾。选秀热度虽然已过，但这种文化依然缓慢地流经离大都市更远的地区，透过无远弗届的互联网一路激荡出新的粉丝景观。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同一代际的年轻人实现了跨地区和跨阶层的“融合”；也正是在这个平台的选秀节目里，同一代际的年轻人发现彼此之间存在地区、文化趣味圈层以及更深层次的，阶层的差异。更为紧要的是，互联网选秀，能迅速地聚拢热度和流量，也能在短时间内消散与褪去，这符合新媒体或社交媒体事件的传播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因此，这三个节目的制作人每每声称的节目创新，在我看来，就应当变成如何克服同一年轻群体内各种维度上的差异，以及超越网络选秀节目的快销式的传播效应。

　　我们不妨把节目组所设置的九大厂牌、三大赛道，视为她们奋力破壁破圈的文化性努力。遗憾的是，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会付诸东流。这是多因一果的关系。此处，我只指出一点，龙丹妮团队在湖南卫视时期，就以在节目中先锋性地引入各种青年亚/文化元素或形态著称。不过，并非所有青年亚文化都能装在电视节目的容器中。当《明日之子》依然固守着，或者说几乎所有网综选秀都遵循着，传统电视选秀的节目模式时，那么，那些或先锋或边缘的青年文化现象，例如二次元，不是都能完全与电视化的网综选秀相容。某些内容与形式的不可通约性，应该才是龙丹妮团队需要接下来考虑的核心问题。

　　于是，在《明日之子》后期，节目组将推宣的重心“押”在音乐作品，尤其是今年冠军毛不易的几首原创。它们狠辣且精准地描述了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毛不易，包括此前已被淘汰的廖俊涛的歌曲在、酷狗音乐和网易云音乐平台上的大火，得益于节目团队前期海搜选手与把控市场的能力，但这种拣选与确认的偶然性成分太大。并且，这并不说明，2017快男没有很好地深度耕耘原本具有较高交换价值的IP，也不证明今年《明日之子》“择偶”标准相对于传统电视时代选秀节目的差异，甚至“优越性”。

　　十余年前，湖南广电系的选秀节目，早已开启了年轻人（文化）多样性的音乐表达，05年超女冠军李宇春难道属于符合大众审美标准的偶像？难道超女和快男不是当年的年轻人用手机或通过互联网一票一票选择出来的偶像？ 2013年，龙丹妮与马昊团队制作的《快男2013》已经为电视受众的圈层化做了最好的注脚，更是一种带有先见之明的预兆。当年快男在收视率上完败《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根源不出在节目制作，而是两档节目的受众已经出现明显分流，《中国好声音》的大部分受众群体如今已经牢牢固着在电视平台，而快男粉丝早已选择透过互联网完成她们的朝圣仪式。

　　日本的养成类模式或韩国的练习生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一关系的反叛或颠覆。制作或节目经纪公司从一开始就创造出粉丝，召唤他们参与商业文化生产，甚至娱乐工业的决策过程。因而，粉丝对偶像的养成，不仅拥有表面上的掌控权，更重要的是，它帮助粉丝在一个共时性的进程中产生对偶像的情感依附，这种主观的评估与体验所导致的粉丝对偶像的“使用价值”极具私人化与个性化的认知乃至幻想，才会制造并强化他们的“文化看守者”而非盗猎者身份。

　　年轻粉丝不是不需要定义，或拒绝贴标签，而是他们的圈层结构，以及与偶像之间主客体关系的形成，基本上是现实社会中，阶层生活形态与文化区隔的虚拟镜像。圈层之间可以打破界限，但不可随意小觑这些圈层守护者的力量，一如《中国有嘻哈》借力打力，采用洗脑式的自黑或互黑营销，实现不同圈层之间的暂时联盟与冲突，最终成就节目品牌交换价值的提升与资本化——如果因为这样取得成功，那么网综选秀也就不成其为选秀，而沦落为一场满足年轻人窥私欲望、成就八卦经济的市场营销事件。或许，这才是所谓的网综选秀的“互联网思维”，也是当前粉丝经济的网络崛起的核心！